2014年10月5日 星期日

劉曉波:自由國家在二十世紀的四大失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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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06-劉曉波:自由國家在二十世紀的四大失誤(之一)
Posted on 2005/10/06   

作者題記:十九世紀,馬克思把宗教稱為「人民的精神鴉片」,煽動起東西方的無神論狂熱;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及其共產主義理想變成了指導東方革命的「馬克思教」。它作為人類思想史的最大烏托邦,不但變成了人民的「精神鴉片」,且變成了知識分子的「精神鴉片」;它掀起了世界歷史上最瘋狂的群體革命,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共同締造的東方極權主義,為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災難。

然而,西方自由國家與東方極權主義的較量中,西方人起碼犯過四大錯誤,四大錯誤的性質毫無區別——對極權者們的綏靖和迷戀。第一次是迷戀暴君斯大林,第二次是對暴君希特勒的綏靖,第三次對暴君斯大林的妥協,第四次是對暴君毛澤東的迷戀。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力的提升和大國外交的展開,中共政權越來越陶醉於「大國外交」,外交政策的日趨強硬(對臺的反分裂法和對日本的強硬),民族主義驕狂正在飆升,中國資本在美國進行石油公司的收購……「中國崛起論」風行世界,美國和西方的一些大媒體開始不約而同地聚焦中國,從各個方面評價中國之崛起以及西方的應對,更有西方輿論乾脆就以「中國熱」來談論西方對中國的反應。

國際上的「中國崛起論」和「中國威脅論」,從正反兩個方面強化著中國人即將再次稱霸天下的幻覺,中國的民族主義開始進入虛構神話的階段:慶典般的話語狂歡集中於對美、對日、對臺的仇恨宣洩,而統一臺灣、制服日本和超越美國就成為復興中華帝國的幻覺。中共少將朱成虎甚至威脅說:一旦中美開戰,中國「準備讓西安以東的所有城市被摧毀。當然,美國人將必須準備好數以百計,或兩百個,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國人夷為平地。」

事實上,中國民族主義由防禦性訴苦轉向進攻型叫罵,中共外交由「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從江澤民提出「大國外交」以來就日益明顯,中共軍費連年飆升,從政權到憤青也日益表現出獨裁大國的狂妄。御用經濟學家聲稱:「中國將在20年內趕超美國」;軍事專家危言:「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外交專家聲言:「是放棄『韜光養晦』的時候了。」胡錦濤上臺不到三年,授權戰爭的「反分裂法」高調出籠,喊殺喊打的聲音變成了愛國主義的最強音,「和平崛起」的許諾正在變成「戰爭崛起」。

在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問題上,美國政府基本上採取交往與遏制並行的政策,而歐洲的法、德兩大國卻為了經貿利益而競相對中共政權獻媚,特別是法國總統希拉克成為引領西方各國向獨裁中共獻媚的領袖人物。希拉克在冷戰後的世界上高舉「戴高樂主義」的旗子,寧可與獨裁中共眉來眼去,也不願與英美同盟站在一起。他熱衷於在國際上建立反美聯盟,特別是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一面在歐洲與另外兩大國德國、俄國聯盟,一面在亞洲拉緊獨裁中國,形成了法德俄中的反美聯盟。

為了經貿利益,希拉克用出賣政治支持來換取中共的大額訂單,在涉及到中共的重大政治問題上,他幾乎無條件地支持中共——從人權問題到對華軍售再到臺灣問題。中共前黨魁江澤民訪法時,希拉克在私人城堡設宴款待;中共現黨魁胡錦濤訪法時,希拉克把歡迎的紅地毯從飛機場、總統府、私人城堡一直鋪到巴黎的香榭麗舍大街和埃菲爾鐵塔,再從鐵塔的底座一直鋪到塔頂,最後以渾身紅彤彤的鐵塔為背景合影留念。

另一股向中共獻媚的主要力量是西方的大資本,進入中國的美國大網絡公司——從雅虎、思科到微軟——大都為了商業利益而屈從於中共的壓力,成為中共現政權管制網絡的幫兇。結果是,美國商人提供的技術幫助正在強化中國以反美為標誌的狂熱民族主義。因為這些美國大公司對中共的技術幫助,既提升了中共的封網水平,也加強意識形態灌輸的效力,而中國現在越來越畸形的民族主義思潮,顯然與民眾的知情權嚴重受阻和官方的強制灌輸高度相關。

最典型的獻媚當屬美國商人羅伯特·勞倫斯·庫恩,這位擁有億萬家財的金融家,也在大把賺錢的閒暇裡客串一把傳記作家,一出手就不同凡響,為中共第三代獨裁者江澤民作傳,還起了個很煽情的書名:《他改變了中國》,盡顯這位洋人的高超的獻媚技巧。此書一出版就在中國變成暢銷書。這讓我想起當年的埃德加。斯諾寫的《西行漫記》。只不過,主人公由暴君毛澤東變成了獨裁戲子,背景由陝北的窮山溝變成了繁華的大上海。

該書遵循著「為權勢者諱」的偽飾邏輯,而且,洋人的署名及其寫作技巧使偽飾顯得更精妙。在一臉民族傲氣而骨子裡依然崇洋媚外的當下中國,由西方人寫的此類傳記似乎比出自大陸作者之手的更客觀、更真實、也就更可信。所以,曾經參與了大量早期籌備工作的大陸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才被「江傳」寫作組玩了一把。無論他在國內外多麼有名,也無論他曾為「江傳」作出多大貢獻,但他都無法與洋人爭奪署名權。官方從請他參與的那天起,就已經給他派定了角色,只能充當庫恩先生的匿名搶手,幹出力拿錢卻不署名的幕後活計。葉永烈嚥不下這口窩囊氣,於是,他向海外媒體曝光了「江傳」的寫作內幕。

今年上半年,幾家最有影響的西方大媒體紛紛聚焦中國的崛起。美國最有影響的時政雜誌《時代》週刊出了一期中國專刊,主題是「中國的新革命」(CHINA'S NEW REVOLUTION),相關文章超過二十多個版面,從各個方面向世人介紹正在崛起的中國。英國大媒體BBC 深入中國內地進行「中國周」的直播報導,有史以來第一次對中國作多層次、全方位的集中報導。

一些西方評論家談起中國的崛起,他們的思路和口氣,既有資本家們那種惟利是圖的勁頭,也有類似中共跛足改革的邏輯,他們可以不顧事實、不要理性和摒棄良知,而只要經濟指標和中美貿易的數量。比如,今年的5月9日,美國的《新聞週刊》發表國際問題專家法裡德?扎卡里亞長文《未來屬於中國嗎?》,該文在談到中國的崛起時,口氣很像中國的御用智囊們,通篇只談中國的經濟成就,而對中國的政治及其內在危機不置一詞;只對中共領導人發出讚譽之詞,而閉口不談六四大屠殺和法輪功大災難;只談中國的崛起不同於當年的德國和日本,而對西方流行的「中國威脅論」輕蔑地一笑;似乎中國正在以歷史上任何大國從未沒有的「完美方式」崛起,如同該週刊封面上靚麗的中國女影星章子怡一樣。

最近,出自英國華裔女作家張戎女士與她丈夫之手的《毛:鮮為人知的故事》,卻在向西方人揭示一個害死「七千多萬中國人」的暴君。在英國《每日電訊報》對該書的評論中,有一段話令人深思:「二十世紀我們犯的最大的錯誤中,西方的左派、政客等對毛澤東的熱情是最愚蠢的。毛澤東害死了七千多萬人,是因為這些人在西方沒有什麼朋友,所以外界對這麼多人的死亡竟然沒有感受。但張戎是個中國人,她在寫她的人民所忍受的災難。為了替那些毛的犧牲者發出些聲音,她的感情和憤怒在這本書裡的每一頁都閃爍著。」所以,該評論又說:「沒有幾本書是注定可以改變歷史的,但是這一本書將改變歷史。」

其實,在二十世紀,西方自由國家的大錯誤,何止於對「害死了七千多萬人」的「毛澤東的熱情」!翻檢西方國家與極權體制的關係,令人不齒的錯誤比比皆是,大而言之,起碼犯過四大錯誤,四大錯誤的性質毫無區別——對極權者們的綏靖和迷戀。第一次是迷戀暴君斯大林,第二次是對暴君希特勒的綏靖,第三次對暴君斯大林的妥協,第四次是對暴君毛澤東的迷戀。

第一個大錯誤:三十年代迷失於「斯大林熱」

庫恩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會讓人想起法國作家巴比塞寫下的斯大林讚歌《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翻檢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西方左派們「對斯大林的熱情」,對於幫助今日世界看清西方曾經流行的「毛熱」和現在流行的「中國熱」,大概還能有所補益。

上世紀30年代,正值前蘇聯的大饑荒和大清洗的高潮,幾百萬人被餓死,幾百萬人被清洗,數十萬失去父母的兒童無家可歸、四處流浪……

集體化導致餓郛遍野的大饑荒,在饑荒最嚴重地區居然是歐洲大糧倉烏克蘭,某些村莊連一粒種子都沒有,人們餓得普遍浮腫,整村整村的人全死光了,人吃人的事時有發生,官方派出專門的部隊封鎖這些村莊,阻止飢民出外逃荒,以防外人進來瞭解真相。

西方媒體把蘇俄的大饑荒稱為「有組織的餓肚皮」。

被飢餓驅趕的人們不得不進行消極反抗,偷盜集體農莊的糧食變成飢民的存活之道,沿街乞討和四處扒竊成了流浪兒的謀生之道。為了遏制民間的偷盜之風和控制流浪者的四處流動,在斯大林的主持下,蘇共中央不但恢復了在列寧時代已經廢除的沙俄時代的身份證制度,而且制定了兩項世界文明史上史無前例的惡法:

第一項惡法由斯大林親自起草,於1932年8月頒佈,主要的法條是:「侵犯公共財產的人應當作為人民公敵被槍斃。」該法令被民間稱為「五穗法」,飢民們可能僅僅因為偷了集體農莊的幾棵麥穗就被槍斃,最輕也要判十年徒刑。到1933年1月1日,該法令剛剛被執行了不到四個月,就有高達55000人根據新法令被判罪,其中2000人被槍決。

第二項惡法於1935年4月7日頒佈,主要是針對流浪兒童。法令規定,12歲以上的兒童若犯了扒竊之類的罪行,與成人同樣論處,甚至可以判處死刑。

更殘忍的屠殺是在兩項法律頒佈之前,斯大林曾下了一道密令:凡是在搶劫食品倉庫和扒竊列車時被當場抓捕的人,以及染上花柳病的人,無論成人和未成人,統統秘密槍斃。這項針對流浪者的秘密「行政措施」,一直執行到1935年4月7日,才被正式頒佈的惡法所取代。

死於大饑荒人數,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呈報給斯大林的統計數字是330萬至350萬,西方媒體認為(包括那些經常稱頌斯大林制度的外國記者)在500萬至700萬之間,還有人統計出1,100萬人。

與大饑荒相伴而行的是「大清洗」,從1930年持續到1939年,幾乎涉及到社會的各個階層,黨的高官、軍隊精英、知識精英、宗教人士、青年團骨幹、農村的富農、流浪兒童,甚至包括參與清洗的秘密警察……無一倖免。在大清洗高潮期的1937-1938年,莫斯科市曾在一天內就處決上千人,在內務部的路比揚卡監獄,平均每天登記的執行槍決的數字就有二百多起。斯大林時期的恐怖暴政所殺害的人數,據1956年克格勃在回答政治局的秘密質詢時的通報:從1935年到1940年這段時間,有大約一千九百萬人被捕,其中至少有七百萬人被槍決或在勞改營中死去,實際受害人數遠遠超出克格勃的統計。

據索爾仁尼琴說法:死於大清洗和集中營的人數高達六千萬人。即便根據最保守的歷史學家們估計,至少也有二千萬人。由此可見,斯大林的恐怖政治及其大規模屠殺,創造了西方歷史上和平時期的史無前例的罪惡記錄。

農村在荒蕪,農民在餓死,孩子在乞討。

全國在審判,無數人被屠殺、監禁、流放。

然而,蘇聯的所有媒體都在為集體化大唱讚歌,紅場上不斷舉行盛大的遊行和集會,被斯大林優待的國內外知識名流們,也紛紛加入到對斯大林及集體化、甚至大清洗的禮讚之列。被斯大林利誘回國的大作家高爾基,一方面,他是讚美斯大林的領唱人,組織了120名著名知識分子集體完成了讚美斯大林的特寫集,首開蘇聯知識分子對極權者進行集體禮讚的先河,另一方面,他又是大清洗的首席鼓吹者,他充分肯定勞改和審判富農分子,並告誡人們要時刻提高警惕,不要被狡猾的富農們利用饑荒來攻擊政權的伎倆所迷惑。在大清洗的關鍵時刻,高爾基主動為斯大林站臺,寫下了討伐敵人的範文《如果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對高爾基的這篇檄文大都耳詳能熟,太多的大批判文章都是對此文的模仿。

斯大林在操縱國內知識名流歌功頌德的同時,為了使謊言撒得更圓,他走了一招險棋,邀請了多位西方左派名流訪問莫斯科,並選擇了某些西方人旁聽第二次莫斯科大審判。他之所以敢於這樣做,乃在於他對事前的排練好的審判戲劇已經胸有成竹,相信那些被他馴服的被告們都會按劇本表演,也相信他的權謀必定能征服這些西方名流。果然,所有被告都痛哭流涕地承認所有指控,大多數旁觀的西方人也信以為真。

斯大林用接待國家元首的尊貴方式來款待心向紅色蘇聯的西方貴賓,優惠的特權、盛大的儀式、謙卑的姿態和沒完沒了的恭維,每一階段和每一地方的參觀、訪問、遊覽、接見、講話,都伴以簇擁的鮮花、熱烈的歡呼、豐盛的宴會、豪華的賓館,而且一切開銷全部由主人承擔,甚至客人要自己掏錢買包煙抽都不可能。

與這些優待一樣周到的措施是天衣無縫的秘密監控。斯大林用秘密警察作為這些貴賓的全程陪同人員,嚴格控制這些貴賓們所到之處和所參與的活動,嚴格篩選他們所要見的人,嚴密監視他們的一言一行和一舉一動,用謙卑的態度來傾聽他們的不滿,以最友好的言辭向他們作出解釋,用莊嚴的改正承諾來安撫他們;陪同們每天都要向上級匯報這些貴賓的所有言行,特別要匯報貴賓們的不滿,所有匯報的要點都要讓斯大林過目。最終的目的,就是用巧妙的方式來引導貴賓們的公開發言,讓他們按照斯大林指揮棒來歌唱。

被邀請西方名流是一個長長的名單,比如被邀請歐洲三大國的最著名知識分子就有:英國作家德赫伯特。威爾士,劇作家蕭伯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社會活動家韋伯(費邊社的領袖人物);德國劇作家路德維西·布萊希特(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家福伊希特萬格;法國著名小說家羅曼·羅蘭、安德烈·紀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巴比塞,詩人阿拉貢,政治家愛德華·赫裡歐……等人。

莫斯科審判的最大特點,就是法庭上所有角色——被告人、公訴人和律師——的說辭都高度一致,三方都在極力證明:蘇聯人民所遭受的一切災難——大飢餓、連續不斷的鐵路車禍、工礦裡的大事故、農民的暴亂以及大批牲畜的死亡——都是被告們的罪過。三方還要一致證明:只有斯大林才是人民的救星和「世界的希望」。比如,被告布哈林在法庭上高呼:斯大林是偉大的創造者!他是人類的希望!

如此匪夷所思的審判,居然就讓旁聽審判的西方名流們匪夷所思地相信了!

這些受到斯大林款待的西方名流中,除了安德烈·紀德敢於直面真實、讓斯大林的險棋付出一定的代價之外,其它人全部馴順於斯大林的「糖衣砲彈」,有的故意說謊,有的口是心非,有的有意隱惡,有的全無心肝,有的不明真相卻信口雌黃。

曾兩次出任法國總理的激進黨領導人愛德華·赫裡歐,被邀請在烏克蘭度過了五天,經過官方精心安排的旅行之後,豪華宴會上的高檔伏特加讓他的公開言論充滿醉意,他要徹底駁斥「資產階級刊物關於蘇聯發生了饑荒的謊言」。

意大利社會黨領袖彼得·南尼1938年在《新前進報》上撰文指出:莫斯科大審判,雖然有官僚主義和警察濫權的原因,但主要是源於反對派的陰謀和罪惡,所以,審判是有法律根據的。

另一位西方名流貝爾納爾·索伊在訪問了「波將金村」後居然對西方輿論發出咄咄逼人的質問:「我在俄羅斯沒有看到一個吃不飽的人,不管是老是少,莫非他們是被什麼東西填起來的?莫非他們圓滾的臉頰是用橡膠從裡面給填起來的?」

《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的記者約爾特·杜蘭金因其「對俄羅斯公正、坦誠的報導」而得到了「普利策」獎金。1933年他再次重申:「如今所有關於俄羅斯鬧饑荒的報導若非誇張就是惡意宣傳。」另一位獲過多項獎的《紐約時報》記者沃爾特·米蘭迪說「外界對斯大林的批評是沒有根據的」,他還充滿自信地預言道:「將來的歷史學家很可能會同意斯大林的說法。」這兩位記者當年的報導和獲獎,不再是美國新聞界的驕傲和普利策獎的光榮,而是地地道道的恥辱!

法國作家巴比塞寫出了《一個人和一個時代》,把斯大林的集體化和工業化吹捧為劃時代的壯舉,甚至就是一個人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時代。

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的奠基人之一比阿特裡斯·悉德尼·韋伯在1932年—1933年訪問了蘇聯之後,也得出同樣結論。他認為,集體化是偉大的社會主義創舉,蘇聯的農業「欠收」,應該歸罪於個別地區「從事破壞活動的居民」,而不應該歸罪於農業集體化運動。他還用極為鄙薄的口氣抨擊了那些「無緣無故」把穀子從穗上搓下來、或是摘下整個谷穗據為己有、對公共財產進行無恥盜竊的行為。對莫斯科大審判,韋伯說:那些被告「表現得很正常很明智,而英國人難得有這種理智之舉。他們只知道一味地牴觸,而又無法克服官僚陳規,要知道,人為的法律陳規只有在對被告的犯罪事實存有疑問時才有利於被告。」

英國最有名的俄國史專家伯納德·佩裡在訪蘇後宣稱:他對莫斯科公審的速記材料「印象深刻」,而「那種說斯大林最初是想消滅潛在的『第五縱隊』的說法……無疑是毫無根據的。」

羅斯福政府派駐莫斯科的大使戴維斯,居然也被斯大林的巧妙宣傳所迷惑。他也被邀請旁聽了審判,在審判開庭的日子裡他給女兒寫信說:通過審判,蘇聯清除了「第五縱隊」的代表,使國家避免了一次背叛和一次危險。

甚至連最反共的邱吉爾也相信蘇聯粉碎了一起內外勾結的陰謀:俄國內部的親德派與德國政府正在秘密合謀,企圖推翻斯大林並建立親德的新制度。他甚至在回憶錄中讚揚蘇聯總檢察官維辛斯基作為國家公訴人發表了精彩的講話。

更有反諷意味的事發生在流亡美國的托洛斯基與西方知識分子之間。莫斯科大審判時期,對所有被告的指控都與流亡在外的托洛斯基的幕後支使相關,托洛斯基變成了國內陰謀的境外核心。托洛斯基為證明自己與莫斯科的指控毫無關係,想在美國進行「反訴訟」。然而,當他邀請多位著名的西方左派知識分子簽名支持他的「反訴訟」時,除了著名哲學家約翰。杜威表示支持之外,而大多數人非但拒絕了托洛斯基的邀請,反而聯合簽署了保衛斯大林而反對托洛斯基的宣言,簽名的名流有:德萊塞、希克斯、雷蒙特、萊涅爾、羅賓斯、安娜·劉易斯·斯特朗;費希爾和居蘭蒂還公開為斯大林辯護。

當然,西方所有的共產黨組織皆毫無保留地支持斯大林,因為,他們的組織都得到過斯大林的金錢支持,他們的報刊往往只是《真理報》和《消息報》的傳聲筒,他們指責那些關於莫斯科大清洗的西方報導,一致認為莫斯科審判是「無產階級的審判」,不可能是不公正的。

德國作家福伊希特萬格故意說謊,他在訪問蘇聯時,一路上不停地對陪同人員抱怨,指責蘇聯的種種不方便之處,他說他非常反感的個人崇拜,對莫斯科大審判極為不滿,要求蘇聯政府提供真相和糾正錯誤。他還特意宣告似地說:蘇聯並不美好,他還是喜歡歐洲的生活。然而,他的這些牢騷、不滿、指責、發脾氣和發誓,絲毫沒有影響他屈從於蘇聯人的壓力,他在「冷靜下來之後」,乖乖地按照《真理報》的要求修改了自己的文章,直到主人完全滿意為止。之後,他又以驚人的速度寫出了全面為斯大林主義辯護的《莫斯科-1937年》一書。他在書中說:蘇聯人對斯大林的過度崇拜是真誠的崇拜,「人們感到需要表達自己的謝意和自己無限的讚美。人民感謝斯大林帶來面包、肉、秩序和教育,感謝他創建了保衛這幸福生活的軍隊……不僅如此,斯大林確實與人民血肉相連。」他還特意提到當面向斯大林提意見說:「對斯大林個人的過度崇拜搞得沒什麼味道。」斯大林的回應卻是輕蔑的原諒:「對此斯大林聳了聳肩,他原諒本國的農民和工人,說他們太忙了,各種事情太多了,所以沒能發展自身的良好品味。」

關於遭到西方輿論強烈置疑的大審判,他在書中則說:斯大林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具有高度的合理性」;他嚴詞駁斥那些把大審判稱為「駭人聽聞的」和「野蠻的」的西方人,並為大審判辯護說:我自己也曾懷疑過這些審判,但「當我在莫斯科旁聽審判時,當我看到和聽到……我感到,我的懷疑如同鹽在水裡一樣被融化了。……如果說這一切是有意編造出來的,是經過精心安排的,那麼我就不知道什麼叫真實了。」他的結論是:「如果把審判季諾維也夫和拉傑克說成是斯大林渴望謀求統治地位和進行報復,那就太荒謬了。」

最後,他筆下的斯大林是「樸實而十分善良」、「有幽默感,聽到對他的批評時並不生氣」的人。

斯大林看過《莫斯科-1937年》之後,當然感到如獲至寶,馬上命令將其譯成俄文,在蘇聯大量發行。(參見:《讓歷史來審判——斯大林主義的起源及其後果》,【蘇】羅·亞·麥德維傑夫著,趙洵、林英合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著名戲劇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布萊希特一直不相信關於大清洗的信息,所以他一看到福伊希特萬格的辯護,馬上為之叫好,稱其為「西方文學中寫得最好的一本書。」

法國作家羅曼·羅蘭故意隱瞞了他在蘇聯見到的陰暗面和他的不滿。訪問蘇聯的五十年後,他的《訪蘇日記》才予以公開,其中記錄了大量斯大林體制的罪惡,以及他對斯大林體制弊端的觀感。可以說,他對斯大林制度的觀感還是深刻的。比如,他在日記中說:「這是一種絕對不受任何監督的專橫的制度,是連起碼的自由、公正和人道這些神聖權利都得不到絲毫保障的制度。」因此,在蘇聯的所見所聞使「痛苦和憤怒充滿了我的心。」甚至使「我也處在癱瘓狀態了。」但他還是「壓住自己想把這一切都說出來寫出來的要求」,非但沒有及時揭露這些罪惡,反而把真相隱藏到五十年後。他給出隱瞞真相的理由似乎很高尚——為了不被「敵人們」所利用來損害社會主義的共同利益。他自白說:「只要我對這個制度發表哪怕是很小的譴責,那些僱傭的敵人……馬上要利用我的話,把這些話用他們最罪惡的居心加以毒化以後當作武器來使用。」由此可見,羅曼·羅蘭把黨派利益看得高於真實、真理和人道。

更過分的是,羅曼·羅蘭不但自己為斯大林隱惡,而且不允許別人揭露斯大林的罪惡。

在眾多訪問蘇聯的西方名流中,唯有安德烈·紀德表現出直面真相、誠實寫作和肯於自省的做人良知。他拒絕利益收買、不惜冒犯斯大林和西方的左派,不屈從強權恐怖和朋友圈內的指責,甚至不顧羅曼·羅蘭和阿拉貢等老朋友的勸阻,發表了公開真相的《從蘇聯歸來》。他對斯大林體制真相的揭露,起到了巨大而不可替代的見證作用。從此,他由蘇聯的受到特權式接待的好朋友變成了蘇聯的敵人,不僅受到斯大林和蘇聯人的忌恨,而且遭遇以羅曼·羅蘭為首的西方左派們的瘋狂攻擊,阿拉貢、尼贊、杜伽爾、愛倫堡等著名人物加入對紀德的輿論圍剿,甚至形成了「反紀德狂潮」。羅曼·羅蘭說:紀德的錯誤是「罕見的」,將對社會主義事業造成巨大的傷害,因為紀德「還沒有表現蘇聯人的崇高生命就用筆結束了這生命」。在對紀德的圍剿中,有許多近於人身攻擊的謾罵,諸如「蓋世太保的代理人」、「黑衫黨的盟友」、「可惡的老頭子」和「莫斯科的哭喪者」等惡毒而瘋狂的指責及辱罵,從四面八方落在紀德的頭上。甚至,那些為紀德說情的人,也要遭到被法共開除黨籍的株連。

面對整個歐洲掀起的反紀德狂潮,面對知識界的許多老朋友的攻擊,紀德感到傷心:「許多人都斥責我。羅蘭的話令我傷心。蟲子深藏在果實中,可當我說『這個蘋果有蟲』時,你們卻指責我不喜歡蘋果。」然而,傷心歸傷心,真相就是真相,紀德非但沒有退縮,反而更加堅定地主動出擊。在《從蘇聯歸來》的第一版中,紀德已經寫的很克制了,眾多的關鍵地方還是筆下留情。眾多的攻擊進一步激發了紀德的鬥志和勇氣,他在第一版的基礎上做了修訂,更充分地揭露蘇聯的黑暗,使之變得更全面、更觸及蘇聯幻象的本質。修訂後的版本,從經濟、科學、工業、司法、文化、婦女狀況、公共道德、普遍貧困等方面,揭穿了蘇聯宣傳的謊言。紀德說:「蘇俄的共產主義,是普及謊言的,在那裡,甚至連眼睛都可能受騙。……俄羅斯不是一個提出訴訟的地方,但是,西伯利亞,的確是個流放的地方。」在這樣充滿謊言和流放的地方,人的生活怎麼可能是幸福的、自由的、有希望的。紀德又說:「謊言是根本靠不住的。重要的,是如實地看待事物:在今天的蘇聯,人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不幸,比如何國家都更加缺乏自由。」

欺騙,無論是針對何人的欺騙,歸根結蒂皆是自我欺騙,自己如果不接受謊言,是無法去欺騙他人的。

在我看來,羅曼·羅蘭的《訪蘇日記》的最大價值在於:它為瞭解當時西方左傾知識界的親蘇傾向及其知識人本身的品質提供了絕佳的個案資料:首先,面對罪惡的沉默就是欺騙。這本日記被長期封鎖在黑箱之中這一事實,本身就構成了一個大騙局,那個黑箱不是別人強加的,而恰恰是羅氏本人的陰暗內心。其次,每一名人都有自己的神話,羅氏日記在五十年後的出版,粉碎罩在名人日記上的種種神話,起碼,羅氏作為「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的神話被粉碎了。而如羅曼·羅蘭這樣,以自己的文字粉碎自己的神話的先例卻極為罕見。

在西方諸多名流為斯大林所作的辯護中,最讓我難以忍受的是英國著名戲劇家蕭伯納的態度。

蕭伯納是英國著名劇作家,不但得過1925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甚至被英國評論界稱為「莎士比亞之後最偉大的戲劇家」。在大饑荒最厲害的時候,秘密警察頭子雅戈達非常成功地請來了年邁的蕭伯納,他是與著名政治家南希·阿斯托夫人同行,兩人見到了斯大林。斯大林知道蕭伯納愛說話,就讓老頭子主談,而主人洗耳恭聽。蕭伯納在回憶那次見面時說:「斯大林把我們當老朋友接待,先讓我們盡情地發表意見,然後才謙虛地說了幾句。」他對斯大林的評價是:「心地純正,剛正不阿,赤誠坦率」。在他的眼中,「斯大林之所以青雲直上,全是靠了這些品質,決不是搞陰謀詭計。」而且,蕭伯納直到去世仍然在為斯大林辯護。

蕭伯納顯然自作多情,一個西方作家與一個東方暴君的第一次見面,怎麼就會有老朋友的感覺?其實,善於在西方名流面前偽裝的斯大林,只是為了讓蕭伯納甘做他的辯護士,才顯得那麼謙恭而平易。後來的事實證明,斯大林成功了。

蕭伯納在訪問莫斯科後告訴西方:關於饑荒的傳聞,純屬謠言;他在蘇聯的親歷可以證明:俄國的糧食供應在他旅行期間比任何時期都好。他預言說:在英明的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將是未來之國,是人類的希望所在,是天堂。

於是,有記者追問到:「那你為什麼不留在那個國家呢?」

蕭伯納嗔笑著答曰:「的確,英國是地獄,可是,我的責任就是下地獄啊!」(參見:《斯大林秘聞》,【蘇】愛德華·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譯,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

蕭伯納的戲劇以語言幽默而著稱,幽默感也確實標誌著一位作家的高智商和語言天才。但蕭伯納關於如何選擇英國與蘇聯的幽默,只有機智而全無心肝,可以作為生活在自由社會的左派知識分子的偽善的經典自白。

蕭伯納不僅對斯大林讚美有加,他與意大利極權者墨索里尼的關係也非同一般。當墨索里尼說「自由是腐爛的屍體」時,蕭伯納為之鼓掌且幫助解釋說:人類之所以甘受奴役,就是因為他們想望每天能獲得二十四小時的自由。政府只不過是一個組織必要的奴役機構,政府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證每個人都無法躲避其應該擔負的奴役工作。(參見:《蕭伯納傳》,【英】弗蘭克·赫理斯,黃嘉德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然而,對於受到殘酷迫害的蘇聯人而言,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時期,「統治這個國家的已經不是黨,甚至也不是斯大林,而是恐懼。就像尼祿當政時一位羅馬歷史學家所寫的那樣,『在這個恐懼的城市中,人已絕跡,只剩下了人的肉和骨頭。』」(《斯大林秘聞》,【蘇】愛德華·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譯,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P398)

2005年10月6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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