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5日 星期日

劉曉波:自由國家在二十世紀的四大失誤(之三)

http://liuxiaobo.net/archives/1827
20051231-劉曉波:自由國家在二十世紀的四大失誤(之三)
Posted on 2005/12/31   

第三大錯誤:自由美英向極權蘇聯的讓步

20世紀,人類經歷了太多的劫難,一戰、二戰、冷戰;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共產主義。恐怖主義;甚至可以說,這是個劫難的世紀,而且劫難的深廣度都是空前的,比此前人類歷史上的劫難總和還要慘烈。在這大劫難的世紀裡,坐在權力頂端的風雲人物習慣於翻云覆雨,而匍匐在大地上的普通人則屢被作弄與摧殘。

這些大劫難留下了豐厚的經驗和教訓,特別是二戰後的沉重劫難,並非極權主義的興起,而是自由主義未能阻止極權主義的迅速擴張與長期存在。1,戰爭結束前的《雅爾塔協議》,為共產極權帝國的建立和擴張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享受著自由生活的西方名流們,並沒有從三十年代的「斯大林熱」中汲取教訓,而是執迷不悟,繼續利用自己的聲望誤導世界輿論,把極權東方視為人類的未來,而把自由西方視為沒落的象徵,致使自由同盟對極權同盟的鬥爭變得步履蹣跚。

最可悲的是,弄權者不光是極權者和戰爭狂,也包括自由國家的政治領袖,且是傑出的政治領袖羅斯福和邱吉爾,兩人對斯大林的綏靖政策,不僅丟失了整個東歐,更丟失了二戰中最親密的亞洲盟友中國,遂使共產帝國急遽膨脹,以至於,共產帝國與自由世界形成了勢均力敵的冷戰格局。

儘管,二戰時期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都是偉大的政治家,兩位戰時領袖組成的堅固同盟是戰勝法西斯極權的關鍵因素。羅斯福把美國變成了盟國的中堅,參戰前和參戰後,美國不僅是反法西斯盟國的兵工廠,租借法案讓盟國受益非淺,特別是對中國的抗戰,美國的援助不啻雪中送炭。而偉大的邱吉爾,在納粹的閃電戰橫掃歐洲之時,他把英國變成了歐洲抗擊納粹的僅存堡壘,著名的「英德空戰」使德國首都柏林第一次遭到空中打擊。

在1941年開始的反擊軸心國的戰爭中,美英聯軍和蘇軍的貢獻可謂平分秋色,美英領導的西線聯軍先後在北非、在意大利、在諾曼第取得了對軸心國的勝利,蘇軍在衛國戰爭和解放東歐諸國上取得對納粹的勝利,最後美英聯軍與蘇軍會師柏林,迫使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

在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中,美國作出了決定性的作用,美國在太平洋上擊潰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家海軍,全力支持中國的對日作戰,最後,美國利用新式核彈,加之蘇軍進入中國東北,讓頑強的日本皇軍無條件投降。

在同盟國中,斯大林領導的紅軍類似毛澤東領導的共軍,只為自身的利益盤算,在需要的時刻耍滑頭,為了避免重大損失而推延對日作戰,而在戰爭勝負已經完全明朗、無必要再出兵的情況下,斯大林卻迅速派出150萬大軍,佔領了中國東北和外蒙古,坐享下山摘桃子的利益。而且,正是在斯大林的幫助下,中共才有可能與國民黨打內戰,奪走美國和國民黨政府聯手打敗日本的成果。

儘管,二戰結束後,民主觀念在世界上得到普遍公認,無人敢於再以反民主的口號提出和推廣一種主義,這在人類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但民主在現實世界中的成就卻遠不如觀念普及的成就,美英刺刀主導下的民主國家的數量,顯然少於前蘇聯刺刀主導下的極權國家,也就是民主觀念普及而民主實踐受挫。如此戰後格局的形成,顯然與美英向蘇聯的妥協高度相關。

在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勝利的1945年2月,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蘇聯極權者斯大林聚首雅爾塔,籌劃戰後的世界格局,史稱「雅爾塔峰會」。三巨頭基於現實利益和力量平衡的考慮,簽定了秘密的《雅爾塔協議》,稍後在德黑蘭會議上變成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法律文件。這一協議是實用主義代替自由理想的產物。曾經在大西洋的航空母艦上共同簽署的《大西洋憲章》的羅斯福和邱吉爾,背叛了「憲章」所確立的自由原則及其承諾,向斯大林作出史無前例的妥協。

首先,美英兩巨頭把整個東歐和波羅的海諸國拱手讓給了蘇聯。所以,二戰的結束,對於西方國家而言,是名副其實的解放;而對於被納入斯大林帝國版圖的東方國家來說,僅僅是剛被救出虎穴,又被拋進狼窩。波羅的海三國被蘇聯一口吞併,東歐諸國變成了被蘇聯操控的傀儡國,德國被高高豎起的「柏林牆」人為地分裂為兩個政權。斯大林死後,在赫魯曉夫發起的非斯大林化運動的感召下,蘇聯國內迎來了「解凍時期」,匈牙利、捷克、波蘭等國也先後開始了自發改革,然而,反對斯大林的赫魯曉夫及其繼任者卻決不會反對蘇共黨天下,蘇聯國內的改革很快進入僵死的停滯時期,東歐諸國的改革也先後被蘇聯坦克所中止。而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同盟,眼睜睜地,看著蘇聯在德國建起臭名昭著的「柏林牆」;看著蘇聯軍隊開進匈牙利首都,看著改革領袖納吉被處死;也眼睜睜地看著蘇聯坦克開進捷克首都,碾碎「布拉格之春」。

其次,羅斯福基於讓蘇聯出兵打日本的考慮,同意了斯大林的蠻橫要求。美英兩巨頭向斯大林承諾:確保蘇聯在遠東(主要是中國)的利益,包括外蒙古的獨立,收回沙俄在東北被日本侵吞的所有利益,如強行租用旅順港海軍基地,控制長春鐵路和大連港。正是雅爾塔協議,讓斯大林在外蒙古獨立問題上變得非常強硬。

據蔣經國回憶,二戰結束前夕,他與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一起前往蘇聯,「我們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見面,他的態度非常客氣;但是到了正式談判開始的時候,他的猙獰的面目就顯露出來了。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斯大林拿一張紙向宋院長面前一擲,態度傲慢,舉動下流;隨著說:」你看過這個東西沒有?『宋院長一看,知道是雅爾塔協定,回答說:我只知道大概的內容。斯大林又強調說:「你談問題,是可以的,但只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這是羅斯福簽過字的。』」

中蘇第一次談判外蒙古問題,中方代表決不讓步,雙方陷入僵局。於是,蔣介石指示蔣經國單獨去見斯大林,以便爭取斯大林的讓步。蔣經國見了斯大林,陳述了中國不能放棄外蒙古的理由,斯大林的回答卻極為蠻橫。蔣經國回憶說:「我說完了之後,斯大林就接著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之後,斯大林陳述了他要蒙古獨立的理由:」』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他並把地圖拿出來,指著說:「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

在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的問題上,著名中蘇問題專家沈志華先生指出:早在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就要求斯大林出兵東北,斯大林也答應了,但就是遲遲不願出兵。1945年8月6日,美國向日本投下原子彈,一直按兵不動的斯大林卻迅速決定,甚至等不及「中蘇條約」的簽訂,就於8月8日出兵150萬,分三個方向佔領了中國東北和外蒙古。一週後的8月15日,裕仁天皇發佈《終戰詔書》。這時,面對蔣介石政府不同意外蒙古獨立的強硬立場,斯大林對蔣介石說:如果中方同意外蒙古獨立,蘇方可以承諾:1,承認國民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決不支持共產黨;2,佔領東北的蘇軍三個月後撤軍。而如果中方不同意外蒙古獨立,蘇聯就可能支持中共,從東北撤軍也沒有時間表。(見沈志華:《毛澤東赫魯曉夫與中蘇分裂》;來源: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2005年9月20日)

所以,二戰結束後,由於美國的錯誤決策和蔣介石政權的腐敗無能,中國陷於空前慘烈的內戰。蘇聯支持下的中共戰勝了美國支持的國民黨,使中國由美國的盟國變為敵國,也變成毛澤東極權下的大監獄。之後,斯大林又把毛澤東拖進韓戰陷阱,中國變成斯大林的擴張野心和金日成建立極權統治的炮灰,致使中國不但完全隔絕於發達的西方社會,也從此失去了臺灣。直到今天,大陸人仍然掙紮在一黨獨裁之下,臺灣問題仍然折磨著兩岸的中國人。

歷史的機緣就是如此吊跪,美中聯手打敗了日本,但美國在與斯大林競爭亞洲勢力範圍中卻失去了抗日時期的親密盟友中國,使亞洲的最大國家變成了斯大林極權帝國的一員。如果說,二戰後,失去了整個東歐的美英自由同盟,其西線的勝利已經大打折扣;那麼,失去了戰時盟友中國,無疑是美國在亞洲的最大失敗。

對此,1949年3月3日-10日,吳禮卿先生前往溪口拜會下野的蔣介石,據蔣經國日記記載:3月5日,「父親與禮卿先生繼續檢討外交之經過,禮卿先生認為我國之失敗,俄共之勝利,即為美國之根本失敗,而今日美國尤未覺悟也……」(見《蔣經國自述》,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P176)

隨著蘇聯帝國的擴張和中國的共產化,美、蘇之間的根本分歧便日益凸現且愈演愈烈,熱戰廢墟還未來得及清理,冷戰的嚴冬隨之降臨。美國在中國的失敗和冷戰,也導致美國國內的政治迫害運動,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美國人一面檢討「誰丟失了中國?」,一面大搞清除共產毒素的「麥卡錫主義」。

戰勝了獨裁的德國和日本的偉大勝利,其東方效應卻是極權的勝利和自由的失敗,使共產極權橫行了半個世紀,人類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決不次於為法西斯極權付出的代價。如果說,人類為「慕尼黑協議」付出了不得不進行世界大戰的巨大代價,那麼,人類為「雅爾塔協議」付出了冷戰的慘重代價。從慘烈的性質上講,看看斯大林的蘇東帝國,毛澤東的中國,波爾不特的紅色高棉和金家父子的朝鮮,其階級滅絕決不次於的希特勒的種族滅絕。從危害的時間長度上講,法西斯式奴役,儘管空前慘烈,但畢竟僅僅持續了幾年,而共產極權的奴役則長達近半個世紀之久。直到蘇東共產帝國崩潰後的今天,亞洲的中國人、越南人、緬甸人還生活在政治恐怖之中,北朝鮮人更是生活在比毛澤東中國更恐怖、更貧困、更殘暴的極權統治之下。

好在,在二戰勝利六十週年的紀念日裡,世界各國除了針對納粹法西斯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的反省之外,從美國和東歐卻傳來另一種反省之聲:二戰後東西方遭遇的不同命運,也應該是二戰反省的一部分。

這種反省首先來自美國,2005年5月8日,布什總統在拉脫維亞表示:「雅爾塔協議」繼承了「慕尼黑協議」和「莫洛托夫—裡賓特洛夫條約」(蘇德友好條約)的非正義傳統,是通過大國強權之間的協議犧牲小國的自由。所以,美國要為當年簽署《雅爾塔協議》導致歐洲的戰後分裂承擔部份責任。布什說:「這是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我們不會重犯這樣的錯誤,為追求假穩定而姑息暴政、強權犧牲自由。我們已經上了一課,任何人的自由都不能犧牲。我們長遠的安全和真正的穩定取決於其它人的自由。」

與此同時,在如何評價5月9日勝利的問題上,俄羅斯與波羅的海國家、格魯吉亞、波蘭和保加利亞等國家產生巨大分歧,為莫斯科隆重勝利日慶典蒙上了些許陰影。

現任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觀點和前蘇聯領導人一樣:在歐洲盟國與軸心國作戰的過程中,前蘇聯付出了比任何歐洲國家更慘烈的代價,也正是這場戰爭的勝利,最終把歐洲人從納粹鐵蹄下解放出來。所以,直搗納粹老巢柏林且揮師東進的蘇聯紅軍是「解放者」,它不但解放了整個東歐,而且解放了中國東北。

然而,波羅的海和東歐的國家卻有另一番解讀:1945年5月9日的勝利,只不過意味著一種奴役代替另一種奴役,波羅的海國家和整個東歐從此陷入了共產主義暴政的陰影之下。這些曾遭到蘇聯壓迫的國家認為:現在的俄羅斯,不應該用勝利日來掩飾戰後斯大林政權的侵略行動,而應該在慶祝衛國戰爭勝利的同時,也借此時機反省前蘇聯的罪錯,向曾經被前蘇聯吞併的波羅的海國家、被奴役的東歐國家道歉。正如愛沙尼亞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埃斯瑪所說:「由於對歷史有不同的詮釋,兩國關係變得不明朗。若俄方發表聲明,清楚表示對蘇聯的侵略行動感到遺憾,緊張關係就可紓緩。」

同時,愛沙尼亞、立陶宛、格魯吉亞的國家領導人抵制莫斯科慶祝活動。在波蘭首都華沙,數十名「卡廷家庭」成員在俄羅斯使館前舉行抗議活動,要求對斯大林的罪行進行歷史追究,要求將蘇聯情報機構1939年在波蘭卡廷森林殺害大批波蘭軍官事件定義為「大屠殺」。保加利亞前總理蒂米特洛夫譴責蘇維埃對東歐的佔領,他稱俄羅斯的勝利使保加利亞落入野獸之口,遭到長達40年的蹂躪。東歐多國的政界人士、學者和人權運動人士簽署了一封公開信,批評俄羅斯打壓民主和政治自由,嘲笑歐戰結束六十週年紀念活動在俄羅斯舉行是對軍人及為國捐軀者不敬。

其實,在俄羅斯國內,早就開始了對二戰中斯大林的作為和對戰後蘇聯的帝國統治的反思,俄國著名歷史學家鮑裡斯。瓦季莫維奇。索科洛夫寫出了《二戰秘密檔案》一書(中文譯本於2005年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張鳳和夏梁豫合譯,王銘玉審譯)。作者通過大量的解密檔案顯示出:斯大林隱瞞二戰真相,包括幕後交易、軍力對比、美英援助、死傷人數等等。

更重要的是,斯大林的決策失誤和不把人當人的殘酷,蘇聯人為反法西斯戰爭付出了遠遠超過任何國家、包括德國的生命代價,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只能是「雖勝猶敗」。在反法西斯同盟的三國中,美英兩國都在全力尋找陣亡和失蹤的將士,甚至德國也在尋找。直到今天,美國人仍然在頑強地尋找二戰陣亡將士的遺骸,其統計精確到個位數。但在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把人當做國家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的看法已經深入人心。」所以,蘇聯的陣亡和失蹤的將士的尋找工作大多是滿足於敷衍了事的籠統數字,統計只能精確到百萬位。同時,在共產極權帝國內的所有國家,凡是在戰爭中當過俘虜的人,包括中國軍隊在韓戰中的戰俘,回國後的命運大都極為悲慘。

另外,英國人軍事歷史學家安東尼。比弗在2002年出版了《柏林:一九四五年淪陷》(該書是根據俄羅斯檔案中一些未經公開的材料、德國、美國、法國和瑞典的戰爭檔案,以及受害人的憶述而寫成的)還證明,在蘇軍佔領下的德國,估計共有二百萬名婦女被紅軍強姦,其中許多婦女被輪姦。僅在柏林,就有十三萬婦女遇害,其中有一萬人因不堪打擊自殺。受害人中包括德國前首相科爾的夫人,當年她只有十二歲,和母親同時被紅軍強姦。蘇軍在中國東北也犯下了搶劫和強姦的纍纍罪行,以至於東北人恨「老毛子」超過恨日本人。

換言之,衛國戰爭的勝利變成了共產極權體制得以覆蓋東方並延續四十年的主要理由。這勝利,為極權政治提供了空前的道義支持,使美英兩大國對蘇聯作出了巨大讓步。索科洛夫指出,作為戰敗國的德國、日本和意大利汲取了法西斯極權的慘痛教訓,在戰後開始了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同步建立,並在戰後重建中獲得新生。而在前蘇聯,儘管有赫魯曉夫的反個人崇拜運動,但其低效的計劃經濟和反人性的極權政治沒有得到實質性改革。所以,在漫長的冷戰時期,以前蘇聯為首的東方共產極權世界各國,無不付出了甚至超過二戰時期的生命、財產和尊嚴的代價。

在索科洛夫看來,衛國戰爭的勝利與蘇聯戰時付出的巨大代價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如果再算上前蘇聯利用衛國戰爭的勝利而對波羅的海國家的吞併和對東歐的奴役,衛國戰爭的勝利更是個巨大負數。他說:「德國應該向我們道歉——為他們所犯罪行,為他們的侵略行徑,為幾千萬犧牲的人和不計其數的損失。但我們也應該向德國道歉——為蘇聯士兵在德國土地上犯下的罪行,為幾百萬被從東邊土地上驅逐出境的德國人,為運走的文化珍品(不管還給我們的珍品是多是少,我們都應該無條件地歸還所有珍品)。還應該為自己的行為向芬蘭、波蘭、羅馬尼亞、摩爾多瓦以及波羅的海沿岸三國道歉。但當今的俄羅斯領導人明顯地並不急於表示道歉。相反,卻極力阻擾東邊的鄰居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似乎俄羅斯軍隊有限的兵力在一定條件下準備再次進入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和外高加索,以至於波蘭和斯洛伐克。與此同時,對以往所受的屈辱不是忘卻,而是採取寬恕和本著解決問題的態度才有助於給戰爭史上最慘無人道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找出理由。」(見《二戰秘密檔案》P11)

我以為,這樣的另類反思,是從「成王敗寇」的二戰思維向「人權至上」的普世思維的轉變,所反省的歷史內容及其教訓,不僅是法西斯主義如何導致了二戰的世界性悲劇,而且是二戰的勝利如何導致前蘇聯共產極權帝國的擴張,半個世紀的的冷戰為人類帶來的決不次於二戰的悲劇。所以,這樣的另類反省,具有極為重要而緊迫的現實意義:唯有對普世人權的尊重和保護,才能避免任何類型的極權主義悲劇——無論是法西斯極權還是共產極權。

如果說,波羅的海和東歐等國要求俄羅斯道歉,還是已經獨立的受害者對歷史正義的追尋,那麼,布什總統的另類反省和俄羅斯歷史學家對衛國戰爭勝利的反思,則代表了那種源於基督教的西方自由主義政治的偉大謙卑:

俄羅斯並不因自己為反法西斯戰爭付出的巨大代價而以最大的受害者自居,而是反思衛國戰爭作為獨裁者的勝利為世界帶來的災難。正如索科洛夫沉痛地指出那樣:「對於一個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來說,做出這樣的反省是很痛苦的。」但是,當歷史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凡是在歷史上奴役過他人的國家都應該主動向受害者道歉。他說:「今天,半個世紀以後,各個民族應該以德國和捷克為榜樣,忘記過去的恩恩怨怨,正式接受關於為侵略戰爭時期犯下的罪過互相道歉的宣言。我們的國家當然也要有向我們道歉的人和我們要道歉的人。」

美國也並不因自己對反法西斯勝利的偉大貢獻而自視為一貫正確,而是在自由與奴役的制度之爭中檢討美國所犯的綏靖錯誤。這種反省的另一面是布什總統所繼承的美國外交的理想主義傳統——向世界推廣自由民主乃美國的核心政治利益,也是新世紀的世界新秩序得以建立的普世原則:「人類幸福與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在於把人權和自由擴展到整個世界。」

2005年12月31日於北京家中
《北京之春》2006年1月號

沒有留言: